此次影响广泛的新冠肺炎疫情，尽管目前还处于最为艰巨的病人救治与严密防控阶段，但从全国上下的救治防控力度和成效来看，疫情全面受控直至被战胜将是近期可预见的结果，也是必然的规律。
疫情发展到目前为止，其实很多东西都已浮出水面、清晰可见。作为一起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，从医疗技术层面来看，疫情起源地乃至全国的一线医护人员充分发挥了应有救治作用，尽了应尽的医护责任，其职业操守和工作成效是让国人认可和信服的；但从大疫当前，各个省市的治理水平，尤其是遇到这种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水平来看，有些地区、有些官员的表现却受到国人的诟病，当陆续有不良事件发生，不良现象被曝光后，更让大家产生质疑并为之愤慨！
上篇 对此次疫情的几点反思
●乐观还是悲观的人更适合做突发事件的预防性工作？
预则立，不预则废，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前留下的祖训。其实公共卫生的防控工作，各级疾控和卫健部门长期都在做，只不过这次防控工作早期可谓失败，最终让疫情爆发，让全国上下进入被动防控状态。下面要探讨一个类似管理心理学的问题，到底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更适合做预防性工作？
可能有些人认为应该是乐观主义者，因为他们天不怕地不怕，凡事乐观、能看开一面，而且做事通常会比较大气，遇事也会临危不乱，所以肯定能把预防性工作做好,实际上乐观主义者也有致命的缺点：对风险缺乏敬畏之心，容易产生麻痹大意，因此在早期就可能酿成大错；也有人可能认为是悲观主义者，因为预防性工作就要什么事情都要往坏处想，样样都要作最坏的打算，这样才能有备无患，而悲观主义者的缺点也很明显：缺乏信心、过度紧张甚至恐慌，也可能因此造成决策延误或重大失误。
答案其实是适度焦虑者。适度焦虑的状态，这样既能保持较高的警惕性与敏锐度，对很多事情提前进行了思考和准备，遇事往往能冷静分析，理性对待，又能保持足够的信心，果断决策，行动迅速，最终能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，将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。
●处于什么状态的人更适合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？
很明显，就是那些平时就一直在作战，至少也要处于临战或备战状态的人。
从职业类型来看，军队、公安人员、一线医护人员，是比较典型的三类可随时应战的人员。人民解放军常年处于备战、临战状态，还经常承担或参与各项艰巨的社会救援任务，其应战、作战能力是不容质疑的；公安人员，经常出生入死地与犯罪分子作斗争，或者奋斗在治安防控、维护社会安宁一线；医护人员日常工作就是救死扶伤，平时就根本来不得半点松懈，所以大疫当前，上述几类人员能最快进入战斗状态，有较强的承压能力和担当能力。
近日中央对湖北省委主要领导调整，新任省市两位书记均是公安战线出身，政法系统成长，就能从中体会到当前复杂的形势下，什么类型的人更能临危不乱，力挽狂澜。
另一个角度，撇开职业类型单单从工作岗位来看，一线岗位或曾经在一线岗位有出色表现的人，比起二线乃至三线工作岗位的人员，更容易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冲在前面、有所担当，其原因也是一线岗位的人员平时就处于“作战”状态。
这种现象的反面教材应该就是红会。武汉及湖北红会在物资接收、仓储、分发工作所产生严重滞后、不作为的问题可谓意料之中。红会这种机构平时基本上就是三线以外的组织，其工作强度、工作节奏本身与一线组织有较大差距，与战时状态相差更大。在大疫当前，估计他们接受这个任务时就已迷茫，更没有意识到这项工作就是战"疫"的一部分，尽管工作力度比平时有所加强，但总体上仍然无法达到战时状态所面临的高负荷、高要求、高效率的运作，也难怪他们表示做得“心力交瘁”、“累得要死”。后来工作移交给物流企业来处理，运作效率为什么能立竿见影？可能有人会说工作经验、专业化程度、人手的问题，但我认为如果红会真正能胜任这项工作，很多困难可以通过统筹组织、借助外力、沟通协调来一一化解，本质问题是他们并未意识到这是在作战，更未能及时调整至作战状态，所以必败！
●为什么在关键时刻，我们需要复合型的领导者？
突然发现，在疫情面前有一位医疗卫生系统出身的省长、市长，是多么给力的事情。但实际上疫情这种事并不是经常发生，遇上也只是一种巧合，如果发生其他类型的突发事件，医疗卫生系统出身的领导也就显得不那么对口了。所以其实这里想要说明的是，在突发事件面前、在关键时刻，有复合型的领导坐阵解决问题会更高效，会更令人放心。复合型领导，通常比较务实，有真知灼见，遇事能敏锐而迅速，并能及时制定针对性很强的行动方案。
英国管理学专家艾莫斯在《管理学通鉴》指出：领导的才能无非就是两大方面，一是专业能力，二是管理（或领导）人的能力。只要是复合型的人才，无论出身于管理系统还是来自于业务系统，最终都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上述两方面能力，并达到一个相对平衡。
真正让人揪心的却是以下几种类型的领导：其中一种是只喜爱做官，且只会做官，不会钻研业务，专业水平与所居职位严重不匹配之人。典型的代表是这次被诟病的卫健委主任们，有不少本身不是来自卫生医疗系统，但这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如果在位时不去钻研业务，没有及时弥补专业上的短板，仍然以官本位的思想、“官油子”的心态主政一方，在大疫面前必将是败军之将。第二种恰恰相反，只重视学术研究和自身专业水平的提高，忘记了自己还是一名干部、一名领导，没有履行为国分忧、为民请命的职责，在危难面前、风险面前，自认为只是一名学者，学术之外的事与我无关，缺乏应有的担当。这种典型代表是来自疾控部门身居要职的专家们，这次疫情前后的表现情况相信大家都已耳熟能详了。还有一种更为糟糕的是既无业务专长，又无领导能力，更无担当的人，这种类型现时能当上领导的已极为少见，所以不提也罢。
尽管我们都明白复合型人才、领导者的效用很大，但实际上各行各业、各个层面，要找到一个优秀领军人物相当困难，要培养复合型的人才也不容易。说到复合型人才的培养，笔者认为作为顶层的领导者最起码要从意识上重视，要从机制上创造这个条件。例如作为行业领导的培养，最起码要优先考虑从行业、专业人员中培养，让专业技术人员逐步具备管理和领导能力；退一步来讲，如果从官员系统中培养行业领导，也要向培养对象明确：尽快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，以匹配岗位要求，否则将不能胜任。总之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进行“复合”，最为简单实用的做法是让培养对象走“之”型线路，在其成长过程中有计划地调岗，让其就职于不同类型的岗位，最终实现“复合”状态。
●面对突发公共事件，要避免掉入塔西佗陷阱
“塔西佗陷阱”，来源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。通俗来讲就是指当公权力失信时，无论发表什么言论，无论做什么事，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、做坏事，人们都给予负面的评价。放到民间、个体来讲，其实等同于“狼来了”的民间故事。在媒体特别发达的这个年代，当发生突发事件时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所作所为与舆情应对，就很容易掉入这个陷阱。
面对突发公共事件，领导者首先要反思的是，自身是否具备足够敏锐的风险意识，是否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摆在最重要位置；退而次之是决策是否果断、及时，所采取的防控措施是否有给力、有效；再者是其信息公开机制是否完善、信息透明化程度是否满足突发公共事件的需要，最后就到了领导层自身媒介素养问题，在面向媒体、公众发布信息时，如果仅在公众面前念念稿子，或者重复无意义的官话套话，却不能充分体恤民情、顺应民意，未能充分向公众表达政府的信心和决心，不能有效缓解公众面对突发事件的恐惧心理。这些接二连三的失误、失职、处置不当，其公信力必将被挥霍一空，最终能不掉入“塔西佗陷阱”吗？
●面对突发公共事件，应急处置的关键要素是什么？
笔者认为最起码要做到“快、狠、准”三条。
首先来谈谈“快”。俗话说“天下武功唯快不破”，虽然说得有点夸张。虽然大家都明白预防胜于治疗，但如果未能做到防患于未然，一旦出现突发事件，应急处置工作就真正是分秒必争。尤其是像传染病这种公共卫生事件，信息快、反应快、决策快、处置快四个方面缺一不可，在苗头上、疫情初期得到有效处置或严密控制，通常是最低成本、最有成效、最为理想的结局。反思这次疫情发源地的表现，除了早期来自医院一线临床医生的信息上报比较及时外，后面相关部门的应急响应、决策出台和处置落实，敢问哪个方面让大家体现到有一丝“快”感？有对比才容易分出优劣，后来随着媒体对各地工作的深入披露，才让我们发现疫情相对较轻的其他某些地区，反应和行动更为之果断迅速，与之形成了明显反差。
其次是狠。狠，这里肯定不是指心狠手辣之贬意，而是指所采取的措施、行动决不能是隔靴搔痒，一定要彰显足够的力度和深度，一针见血地解决问题。“狠”与“快”配合通常都能取得更好的效果。反应快、决策快只是代表意识到位，处置快需要“狠”来助力，见效快通常也离不开“狠”的功劳。反观这次疫情防控，敢于下狠招、下狠手的地区，其初衷并不是盲目和野蛮，而是出于对问题的重视，对疫情的敬畏，所以在其防控成效体现出来后，大家更加能理解和接受这种“狠”招。所以在疫情面前，即便做到了“快”，但如果所施行的举措仅是不痛不痒，做不到足够的“狠”，最后的结局很可能也是功亏一篑。
最后来谈一下“准”。“准"可以说是在"快"与"狠"的基础上，增加了技术含量与良好经验的加持。如果说“快”所体现的是基本战略与总体原则，那么“狠”就是体现必要战术和关键要素，最后的“准”则是战斗技巧和战斗经验的体现。准的意义也可理解为在大局可控、总体可胜的基础上，方法、技巧、经验是否优良而精准，这是最后能否全面深入地、超预期地完成应急处置任务的关键所在。
快、狠、准是层次递进的最佳体现，快创造了胜利的基本条件，狠创造了胜利的关键条件，准创造了胜利的决定性条件，面对突发事件，我们只要将三者结合，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！
